金融·看法 | 票据池质押的风险识别及防范

不同银行陆续推出的票据池质押融资业务，根据融资主体、质物安排一般可以归为如下两大类：单一票据池质押融资，指单一企业建立的票据池，质押票据的出质人和额度使用人为同一人；集团票据池质押融资，指集团核心企业与成员单位共同建立的票据池，质押票据的出质人和额度使用人可不为同一人。此类资产池质押融资的业务实践中，主要问题集中于对质物的认定、质权设立之要件判断以及质权与主债权之对应关和质权实现。

 （一）票据质押一般要件

根据《票据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汇票可以设定质押；质押时应当以背书记载“质押”字样。被背书人依法实现其质权时，可以行使汇票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第五十四条，依照票据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汇票设定质押时，出质人在汇票上只记载了“质押”字样未在票据上签章的，或者出质人未在汇票、粘单上记载“质押”字样而另行签订质押合同、质押条款的，不构成票据质押。《民法典》第四百四十条至四百四十二条，对票据质押亦有规定。但比较《票据法》与《民法典》之相关规定，可以看出《票据法》《民法典》对票据质押规范的行文表述并不完全一致，理论界以及司法实践有关票据质权设立要件亦多有争论和分歧，问题集中于票据设质为背书生效还是交付生效，票据质权和票据权利质权是否等同等等。例如（2017）粤03民终6081号[2]案中，法院认为背书“质押”字样不是票据质权的取得要件，仅是票据质权的对抗要件。以质押合同和交付的形式可以设立票据质押[3]。而在（2019）最高法民申3089号案中[4]，该案一审判决认为背书质押不是设定票据质权的唯一方式，订立质押合同，并交付票据也可以设定票据质权。但二审判决及再审判决均认定设立票据法上的票据质权应以背书的文义记载为依据，票据权利应以背书记载为准。虽如此，权利人对出质人享有民法上的质权，也即债权人仅在出质人对其出质的票据所能实现的票据权利范围内优先受偿。

（二）主债权对应问题

1.确认担保物及担保方式

在集团票据池质押交易中，往往由核心企业申请授信主体，集团内其他企业以各自持有的小额票据形成资产池，向银行申请获得授信额度，相关入池企业分别为银行提供担保。虽然票据池存在集合担保的外观，但如上述分析，票据不可以适用动产集合担保的规定，因此，本质上，票据池质押仍然是出质人以其持有的单个票据出质，每一张票据上质权的设立与解除均包含单独的设质行为。因此，为确保票据池质押可覆盖主债权金额，不存在超额担保的情况，实践中，通常采用签署最高额质押合同的方式，约定各企业以其池内质押票据为集团内其他入池企业的融资提供担保。也即存在多主体交叉提供最高额担保的安排。

上述前提下，需要明确任一入池企业提供的质押票据价值及全部入池企业合计票据价值与总体获得授信额度的安排。即确保任一成员企业所提供的最高额质押担保的质押物价值均应与全部成员单位所各自提供最高额担保项下担保物合计计算价值一致，或者任一成员单位所提供的最高额质押担保的质押物价值必须超过其他任一成员单位单独用信额度。也即该类最高额担保的担保主债权（额度）的设计应至少依据任一成员单位最高用信额度设置，而非简单约定为总体获得授信总额。否则，假设多个最高额担保如均不可覆盖所对应担保主债权额度，如任一最高额担保合同对应任一笔主债权一旦发生违约或者发生法律规定主债权确认情形[5]，则最高额担保触发决算期，主债权的范围确定同时担保范围也确定，最高额担保转变为了普通担保。因交叉担保的安排，则其他最高额担保合同项下的主债权亦得以确认，势必出现全部主债权余额大于任一最高额担保合同约定最高限额情况，鉴于数份最高额担保合同并非互相补充责任关系，亦无法约定清偿顺位，则债权人债权实现过程势必因为数份最高额担保合同对应主债权额度计算、担保范围确认、担保物实际价值、多笔债权实现顺位等因素受到影响。

2.确认担保主债权

在集团票据池质押交易中，用信主体并非同时具备申请融资，往往存在授信期间安排。又因为多个主体之间交叉互保，所以还需要确认任一成员单位担保主债权发生期间是否可纳入每一笔最高额担保。根据《民法典》关于最高额担保相关规定[6]，最高额物权担保对应主债权指“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的债权”“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抵押权人有权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该担保财产优先受偿。”触发法定情形时，主债权得以确定[7]。也即最高额担保合同对应的主债权应当是约定的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的债权，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39号[8]关于最高额担保对应主合同及主债权的裁判思路认为，最高额抵押是为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债权提供担保，不是在这段期间内到期的债权提供担保，只要相应债权发生在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内，即便到期日超过债权确定期间，相应债权也在最高额抵押担保范围内。

（三）关于登记公示

《民法典》第四百四十一条规定，以汇票、本票、支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出质的，质权自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时设立；没有权利凭证的，质权自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因此，有权利凭证的票据质押实行交付生效主义，无权利凭证的电子票据质押实行登记生效主义。根据《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电子商业汇票的质押，是指电子商业汇票持票人为了给债权提供担保，在票据到期日前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中进行登记，以该票据为债权人设立质权的票据行为。依据《中国票据交易系统用户操作手册》（2021年11月版），电子汇票出质应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登记，即上海票据交易所。虽然，该等登记的公示效力尚存疑，但是鉴于《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办法》第二条第（七）款已经明确了排除项，即“机动车抵押、船舶抵押、航空器抵押、债券质押、基金份额质押、股权质押、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而电子票据质押并未列入排除项，因此，实际上，该办法并未明确电子票据质押是否适用，但建议在实践中，仍然应当确保在相关已知登记公示系统进行登记（如电票应当至少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完成登记）。

（一）满足担保物特定化要求

如上述，基于票据池质押担保特有的动态变更特点，在法律适用上又不可完全解释为浮动担保。因此，在该类存在集群担保外观的质押安排中，尤其需要注意明确质物的确定性、特定化的描述，在票据池界定、入池票据类型和入池机制，出池机制以及票据补足等安排中，达到入池票据可区分于出质人其他非入池票据资产的效果。也即满足《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五十三条“合理识别”的要求。从而确保质物满足特定化要求。

（二）质权设立以质押背书为原则

尽管理论界尚存在票据质权、票据权利质权的不同理解和认知，在票据质权设立时适用的法律规定、设立质权对应的权利是票据还是票据权利、是否必须背书（也即设质背书是登记生效还是登记对抗），并未完全统一。但对于牌照类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在票据池质押融资的交易中，无论以票据池质押还是单张票据质押，目的均系保障债权安全以及到期实现，尽可能减少质权实现的障碍。因此，在质押票据完全可完成质押背书的场合，应当以质押背书为原则。

（三）电子票据质押的特殊要件要求

电子票据没有纸质票据的外在形式，难以通过“质押字样并签章+交付”（即《票据法》意义上的背书）形式完成票据质押行为。按照目前《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管理办法》，电子商业汇票的登记、流转和结清等业务必须通过上海票据交易所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等相关系统办理。票据池质押安排中，池内票据往往并不仅限于某一类票据，对于电子票据应当满足在上海票据交易所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进行登记，确保设质无瑕疵。

（四）确认行权方式对应权利基础

票据质权的行权方式有较为明确的法律规定。对于特定票据如汇票之类，开立至到期均不得超过1年，因此在票据池质押中，池内质押物并非完全保持一致的到期安排，在此类融资业务中，除了票据池质押外，针对票据回款往往会增加保证金（账户）质押担保安排。因此，实际上，当票据回款发生并存至融资人开立的特定保证金账户内时，质权类型已经发生变化，此时，票据回款已不可适用《民法典》第四百四十二条规定的质押票据提前到期提存或提前清偿。而应当适用金钱质押的有关规定，债权人应当注意在此种安排下的质权行权前提，也即，适用《民法典》第四百四十二条其前提仅为“票据提前到期”“质权人和出质人协议”一致提存或提前清偿，而在金钱（保证金）质押的场合，则还需要考虑保证金质押协议的约定，确认是否满足行权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