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死磕派”律师定罪入刑 谨防致审判“一言堂”

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正在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进行审议。因其拟对人贩量刑、“枪手”替考入刑等社会热点问题作出修改，引发广泛关注。但对于律师界来说，他们最关注的是第36条——针对刑法第309条“扰乱法庭秩序犯罪”问题的修改。（央广网北京6月29日消息）

 

　　消息一出，立刻在律师界引发强烈反响。该草案涉及的律师泄密罪、律师扰乱法庭罪被指剑指“死磕派”律师。事实上，关于“死磕派”的争论从未中断过。确实，个别“死磕派”律师的辩护或者代理行为超出了法律和法庭的容忍限度，扰乱了法庭秩序，干扰了正常司法程序。庄严神圣的法庭当然不会是法外之地，对于扰乱法庭秩序，影响法院裁判的任何不良行为，都应该得到约束，甚至严厉惩处。

 

　　众所周知，无论国内国外，律师与法官的关系是“建议与判断”的司法生态关系。因为法官与律师同属法律职业、同受法律教育、同操法律语言、同循法律思维、同达法律至上，相互间应以促进彼此理解、彼此尊重、彼此认同，在基于法律信仰的司法共同体中，共同推动法治进步与民主进步。这既是律师的心愿，也是法官的理想，更是审判独立的基本标志之一。

 

　　应该承认，“死磕派”律师不是一无是处。事实上，在每一次司法进步中或多或少都有他们“死磕”的影子。试想，如果所有律师都成了法庭的“乖孩子”，法律程序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把“死磕派”律师这一极小比例的现象作为普遍现象，并以入刑定罪的方式解决的话，势必造成大多数律师的恐慌。“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审判权威和司法进步最大的敌人是“司法内耗”和“以势服人”，最大的前途是“依法服人”和“以理服人”。

 

　　律师参与法庭审判，不是没有相关的约束。现行刑诉法、民诉法、律师法和行政规章对扰乱法庭秩序行为已有相关罚则。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我们更应当有力地保障律师的执业环境，加强法院与律师协会的管理与自律的衔接，改善审判“一言堂”作风，改变律师被排除在司法命运共同体之外的旧思维旧观念。一切新的制度规定应当经得起科学、惯例、伦理的检验，那些违背法理，违背进步，违背依法治国基本理念的规定，终会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也会被剔除的。

 

　　其实，避免少数“死磕派”律师以及利用网络恶意炒作的律师扰乱法庭秩序、干扰司法的不当行为并不难。我们要先找到问题的根源，然后对症下药。他们“钻牛角尖”和炒作说到底还是因为律师与法官之间的地位、信息不对等，通过正常方式很难达到诉求，于是出此下策。所谓的扰乱法庭秩序、阻碍审判正常程序，大多数情况下，其实是法官的主观判断。要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的是疏而不是堵，没必要大动干戈进行刑法打击。

 

　　在解决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畅通律师与法官的正常沟通渠道，让律师见法官不疏远。部分法官对律师的认识亟待改变。律师并非洪水猛兽，他们为当事人寻求有利于当事人的结果这是他的职责，我们不能把律师喋喋不休、周而复始的诉求跟律师找麻烦、律师添乱、律师烦人等同。二是法院应加强与律师协会协作，将律协对律师的管理、教育、惩戒机制与法院的法庭秩序管理制度有机地衔接起来。把“死磕派”律师、利用网络恶意炒作律师的无理行为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地通过行业惩诫和司法行政手段予以惩罚，其效果好于将律师不当行为入刑定罪，更具有引以为戒的警示作用，也更容易化解律师与法官的矛盾情绪。三是建立律师与法官的相互偶像评选机制，让二者互相打分，并最终与各自的政绩和形象挂钩。

 

　　律师和法官本没有天然的冲突。二者都遵循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解决“死磕派”们有违正当程序的越界行径，调整和完善机制完全能够解决。刑法应保持自身的克制，不容许主观上过分的自由裁量权。否则，反会加剧司法审判中两个重要角色之间的剑拔弩张。这，显然也不是立法之本意。

 

　　(作者系北京市帅和律师事务所 主任律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