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涉刑被羁押，侦查阶段成功取保

当事人L是国内某地知名企业家，因其在境外开展房地产开发工程，需要将其公司员工送往当地开展工作。为此，L委托他人为其员工办理出入境手续。然而，在当地进行一项专案行动中，此受托人因涉嫌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查到此人与L有交易记录，导致L涉案，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羁押在当地看守所。辩护人接到此案委托时，公安机关认定L的犯罪事实为组织他人偷越国境十余次，且人数众多，根据相关法律，L的情况不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辩护人接受委托后，前往当地看守所会见L本人，了解案件的相关情况。辩护人认为，L因自身及工作的需要，自己或者帮助他人实施了偷越国境的行为。但是，在整个过程中，L既不是专门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蛇头”，也不是“蛇头”或偷渡犯罪集团的同伙，不存在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犯罪故意，根据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不应认定其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即便L的行为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考虑到其主观恶性与社会危害性，其对应的情形也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此外，L身为当地知名企业家，其公司员工及相关工人近万人，需要支付月工资近百万元。若长期羁押L，不利于维护当地社会稳定。辩护人随即调整技术方案，申请羁押必要性审查并提交取保候审申请书。最终，L在侦查阶段37天内成功取保。

1.根据《刑法》第三百一十八条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之规定：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由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集团的首要分子；

（二）多次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或者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人数众多的；

（三）造成被组织人重伤、死亡的；

（四）剥夺或者限制被组织人人身自由的；

（五）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检查的；

（六）非法所得数额巨大的；

（七）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2.根据《刑法》第三百二十二条偷越国（边）境罪之规定：违反国（边）境管理法规，偷越国（边）境，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3.保护民营企业家的刑事政策

为贯彻落实习总书记民营企业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陆续出台相关政策以保护民营企业家，维护民营企业的稳定运营环境。公安部提出“对法定代表人涉嫌犯罪但仍在正常生产经营的企业，依法慎重使用查封、扣押、冻结等侦查措施，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最高检提出 “对涉嫌犯罪的民营企业家，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出台《明确规范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执法司法标准》明确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要严格审查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逮捕条件，要防止“够罪即捕”、“一捕了之”，并于 2019年7月至2020年3月部署开展涉民营企业家羁押必要性审查专项活动，通过审查相关案件，共对2519 名民营企业家提出变更强制措施建议，建议采纳率达90.0%，最大程度地保障了企业正常经济活动。因此，对L适用取保候审，符合我国保护民营企业家、维护社会稳定的刑事政策。

辩护人介入案件后，通过会见并且与办案机关进行良好沟通，详细了解到L的涉案情况。辩护人了解到，L是当地知名企业家，其公司产业规模庞大，涉及面广，其公司在当地创造就业岗位近万个。L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公司业务全面停滞，银行贷款无法偿还，工程款、员工工资均无法正常发放，其名下企业将面临灭顶之灾，公司员工及业务相关企业的合法权益面临受损，给当地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这些问题都需要等待L解除羁押，恢复自由后才能够继续处理，然而，面对现有的案件情况，L成功取保候审将面临层层阻碍。

公安机关对本案的侦办方向是L涉嫌组织他人偷越国境，且涉及人员众多，L可能面临7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无期徒刑，此时去申请取保候审毫无意义。案件令人疑惑的地方就是身为知名企业家的L为何会组织他人偷越国境，这种情况显然不符合常理。辩护人工作从还原事实着手，通过会见与梳理案卷材料发现L的目的仅是将自己的员工送往当地开展工作，便委托他人办理此事，不料对方后期因涉嫌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因而牵连到L涉案。然而，L在主观上并无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的目的，客观上也没有实施组织员工偷越国境的行为，辩护人认为L的行为涉嫌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并不恰当。经过辩护人与公安机关的不懈沟通，最终将L涉嫌的罪名变更为偷越国边境罪，而偷越国边境罪的法定刑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基于指控罪名的变更，大幅降低了L的刑期，结合保护民营企业家的刑事政策，L也符合了取保候审的条件，在公安机关同意取保候审后，L重获自由，其公司业务也逐渐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