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点 | 民间委托理财合同效力认定探析

一、民间委托理财概述

二、受托人资质对民间委托理财合同效力的影响

关于民间委托理财合同保底条款的效力，现法律未有明确约定。目前司法实践中，多数法院认定保底条款违反民法的公平原则和委托合同的责任承担原则，违背经济规律，应认定为无效；少数法院认定保底条款未侵害国家利益，未达到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损害公共利益的程度，且不存在违反公序良俗的情形，应认定为有效。

认定为无效的案例：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2)沪02民终729号判决书认定“委托理财合同系方培丽、郑超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理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遵照履行，但双方约定的保底条款应属无效。《收据》第5条载明“第三方收益承诺，自2015年5月26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确保收益不低于28％”，即受托人郑超与委托人方培丽约定保证本息最低回报，属于保底条款。该保底条款虽属于双方意思自治的结果，但其将本属于委托人的风险负担范畴不合理地转嫁给了受托人，致使双方民事权利义务不对等，违背委托合同中委托人自担风险的基本原则，也违反了公平原则和金融市场基本规律，不利于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和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故应当认定该保底条款的约定无效”。

认定为有效的案例：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粤01民终25284号认定“关于本案所涉保底条款效力问题，本院分析如下：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证券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客户证券买卖的收益或者赔偿证券买卖的损失作出承诺。”在本案中，邓仲仪作为受托人虽作出保证股票投资委托资产本金不受损失的承诺，但邓仲仪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五条所规定的不得从事代客理财、承诺收益的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员等特殊主体，而法律对特殊主体行为的限制性规定，不能直接类推适用于非特殊主体，故不存在因违反前述规定或其他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其次，本案涉及的合同履行方式为邓仲仪受托使用何倩兰账户内的自有资金为其进行证券投资，不涉及国家利益，亦不存在利用配资进行高杠杆交易等危害金融市场稳定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邓仲仪涉及接受委托进行股票投资理财引发的纠纷，在广州市两级法院仅有本案，邓仲仪自认是仅接受何倩兰的委托进行委托理财，委托人并非来自于社会不特定对象，邓仲仪亦非主要以委托理财利润收益为收入来源。因此，故案涉保底条款未侵害国家利益，未达到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损害公共利益的程度，且不存在违反公序良俗的情形。最后，本案双方当事人民事地位平等，且均非在市场上取得垄断地位的主体，双方在确定交易主体时存在充分的选择权，双方对于是否订立委托理财合同以及合同的具体条款均享有充分的表意自由与缔约自由，达成的条款应当有理由被认为是自主磋商、审慎决策的结果，是自愿原则和民事主体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从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在双方未成立民间委托理财合同之前，邓仲仪就已多次向何倩兰推荐购买股票并做分析，可见邓仲仪具备一定的专业投资理财经验和知识，对投资风险具有预判能力。邓仲仪在订立合同时为争取30%的利润分成，自愿承担风险，在不负担出资义务的前提下以保底为条件，自愿接受何倩兰的委托使用其资金进行股票投资。即使是由于证券市场为高风险投资场所的原因，导致邓仲仪操作股票交易从2019年10月开始出现亏损，此后邓仲仪从2019年11月至2020年3月每月继续支付“保底利润”3000元，而未对保底条款效力问题提出异议，故该保底条款也并不因为违反公平原则而无效。综合以上分析，邓仲仪、何倩兰通过合意形成的保底条款，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双方将利益和损失在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实质上具有均衡性，应认定该保底条款有效。一审法院认定案涉保底条款无效，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