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皇帝遇到拆迁也谨慎

    其实，中国古代的皇帝中，也不乏慎重处理拆迁问题、顾及拆迁户的利益的。下面举出两例。
    其一，北宋元丰六年(1083)，开封府推官祖无颇起草了一部拆迁补偿条例，宋神宗批准执行。该条例规定，对拆迁户，给予实物安置，或者货币补偿。实物安置：由京城兵马司负责测量待拆住宅，户部和左藏库拨款，将作监在别处建同等面积住房，供拆迁户居住。货币补偿：由一个称作提举京城所的机构，负责估算待拆房屋的价格，取房契上原价和房屋时价，折中作为补偿标准，由户部及左藏库出资补偿。此年六月，开封府拆迁户120家，共获得补偿“二万六百缗”，亦即20600贯(一千文为一贯)，平均每户能补偿171·16贯。
    171·16贯在京城开封能买到多大的房子呢?我没有查到当时开封的房价，但查到了苏轼弟弟苏辙在广东买房的价格。苏辙贬官至循州(今属广东)，当时朝廷规定，贬官不得借居寺院道观，苏辙只得用剩下的积蓄5万钱买民房大小10间。5万钱即50缗(贯)。
冯玉祥说，“假若能首先给你们盖上房，叫你们再搬出去那是好的”，宋神宗时京城开封拆迁就是这样做的。
    其二，清顺治帝时，北京曾有一次牵涉城内几乎所有汉族官员和民众的大搬迁。这次大搬迁处理得较为稳妥。顺治帝为避免清朝建立之初满汉两族矛盾纷争，决定推行满汉划城而居——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举措。顺治五年(1648)八月十九日，皇帝下令：“……朕反复思维，迁移虽劳一时，然满汉各安，不相扰害，实为永便。除八旗充投汉人不令迁移外，凡汉官及商民等，尽徙南城居住，其原房或拆去另盖，或质卖取价，各从其便。朕重念迁移累民，著户工二部详查房屋间数，每间给银四两。此银不可发与该管官员人等给散，令各亲自赴户部衙门，当堂领取，务使迁徙之人得蒙实惠。”规定除编入八旗的汉人外，所有汉族官员及商民，一律迁移南城。原来居住的房屋，或者拆去重盖，或者将它卖掉。户部、工部查实房屋间数，每间给予四两银子的补偿。此银须由各拆迁户亲自到户部衙门领取，不得让有关官员发放，以防止这些官员克扣、吞没拆迁补偿银两。
命令又规定：“凡应迁徙之人，先给赏银，听其择便，定限半岁，岁终搬尽。”对拆迁户，先给银子，什么时候搬迁，悉听其便，只要在半年以内迁走就行。似没有催逼之意，较为尊重拆迁户。
    就这样，一次本来极易引发风潮的拆迁，因为顺治帝妥善处理了拆迁补偿，得以较为顺利地完成。
    像宋神宗、清顺治帝那样谨慎地处理拆迁问题，不损害拆迁户的利益，还会引起拆迁风波吗?
    说到慎重处理拆迁，有一个故事可能对我们有所启发。
    据明代张瀚《松窗梦语》一书，南京明孝陵建造之前，明太祖与刘基一同前往紫金山选择墓地，登览久之，明太祖累了，坐在一座僧人的坟上休息。他问刘基：你看我的墓地选在哪里好?刘基说：皇上坐处，正是“龙穴”。明太祖说：那这座坟怎么办?刘基答：以礼“迁”移就是了。明太祖说：普天下的土地，都是我的，一座僧人的坟，为何还要以“礼”迁移呢?随即命人掘墓。挖开一看，僧人尸体尚未腐烂，众人无不惊愕。明太祖也吃惊不小，于是向僧人墓“拜告”一番。礼毕，让人小心翼翼地将僧人墓迁于五里之外。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明太祖最初有“我的地盘我作主”的想法，他就处理不好迁坟问题;后来对迁移对象心怀敬畏，他就能处理好这个问题。房屋拆迁可能也是这个道理。
拆迁处理得好，皆大欢喜;处理不好，一座被强拆的房子，就可能是一个小小的火药桶。对拆迁，怎能不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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