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修改建议（中）

录音制作者是邻接权人，法律授予其权利的范围不能超过适当的水平，赋予录音制作者以上两项获酬权属于过高保护，欠缺合理性。我们以唱片这一典型的录音制品为代表，以广播获酬权为例，来阐释这一观点。

（1）录音制作者权主要保护投资利益而非智力劳动。

唱片公司在唱片的制作中投入人员和设备，录制后进行后期处理，确实付出一定的创造性劳动。但相比较而言，立法者赋予录音制作者邻接权的目的，是侧重保护录音制作者对录音制品的投资利益，而不是创造性劳动。

举例说明，WPPT原文中的“fix”和“fixation”被翻译成“录制”和“录制品”，而“fix”更符合英文原意的翻译为“固定”。可见在国际条约的语境里，录制行为只是一种被称为“固定”的技术手段，录音制品获得的保护，是与其所承载的技术及成本投入相适应的。因此，在录音制品制作者已经享有复制、发行、出租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情况下，再过分夸大录音制品上所承载劳动的创造性，要求给予更宽泛保护的说法，没有充分的法理基础。

（2）表演者的广播获酬权尚未被保护，录音制作者亦不应当享有。

通常情况下，唱片这种录音制品的产生，离不开表演者对音乐作品的演绎。显然，在录音制品中，表演者对录音制品的艺术美感价值所起到的作用，远超过录音制品制作者。然而，根据《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表演者并没有被赋予针对录音制品的广播获酬权，我国在WPPT和《视听表演北京条约》中也都对表演者的广播获酬权声明保留。“举重以明轻”，若对贡献明显小于表演者的录音制作者给予广播获酬权，明显不适当。

国际上对录音制作者的广播获酬权立法未统一。

虽然多个国家和地区确实赋予了录音制作者对其录音制品广播获酬权，但是作为世界上音乐产业发展领先的发达国家美国，与我国一样在相关国际条约中对该项获酬权进行了保留。

美国版权法虽赋予录音制作者一定专有权，但施加了很大限制。至今，美国未赋予录音制作者广播权或其获酬权，广播组织也从未就广播行为向录音制作者付酬。尽管美国规定录音制作者享有数字环境下的录音制品公开表演权，但和广播权也不是一回事。

结合美国的经验，在社会经济环境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时，修法应当尽量保持原有权利结构的稳定，若一味倾向性地满足部分权利人的要求，将会打破平衡的权利体系，导致社会经济秩序的紊乱。

（1）唱片行业的商业模式非但与广播组织的业务没有冲突，反而受益于广播组织。

唱片所承载的音乐、曲艺等作品具有重复欣赏、多次消费的特点。这一特点决定了唱片行业的商业模式主要是通过出版发行或信息网络传播的方式，向受众分发录音制品的复制件，以便受众多次欣赏。广播组织单向性、非互动性地向受众播放唱片这一录音制品的行为，由于是一次性传播、无载体传播，不仅与上述唱片行业的商业模式不冲突，反而客观上提高了唱片的曝光度和影响力，为其向受众分发起到了积极的推广促进作用。这也是唱片公司积极到广播组织为新唱片进行“打榜”的原因。

（2）唱片行业的兴衰与互联网版权环境休戚相关，应正本清源，对症下药。

唱片行业确实出现过一段时间的萎缩，这是互联网兴起之后，网络盗版泛滥对传统唱片出版发行模式的冲击所致，而非广播组织播放录音制品的结果。唱片行业要振兴，应当顺应传播技术趋势，从传统的出版发行模式转到通过信息网络传播进行网络分发上来。实际情况也是如此，随着网络音乐的正版化，唱片业已经触底反弹，逐步复兴。2014-2018年中国音乐产业市场规模一直在保持增长，其中流媒体业务占全国音乐唱片总收入的90%以上（2019年数据）。

这种情况下，再让广播组织给录音制作者埋单是不合理的责任转嫁，也不符合当下改善营商环境，降低商务成本的政策要求。

（3）录音制作者广播获酬权可行性堪忧。

增设一项邻接权利，最终会增加传播机构版权费用支出（其实是转移给社会公众），也会给国家为实施该权利而带来新的执法和运行成本。

如果在音乐作品作者之外，也赋予录音制作者就广播行为的获酬权，必然会再次打破目前音乐市场中好不容易形成的利益平衡，其造成的冲击和实现的难度也可想而知。在我国尚未有效建立录音制品邻接权集体管理机制的情况下，录音制作者的“广播获酬权”有可能只是“纸面的权利”，造成“严立法，宽执法”的尴尬局面。

不赞成录音制作者机械表演获酬权的理由与上述类似，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