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数字地产到服务运营：IDC产业链全解析（...

如我们上一篇文章所述，IDC运营方需要获得《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B11类[1])（“IDC牌照”）方可经营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IDC业务”）。根据目前中国的外资准入政策，IDC业务原则上未对外资开放，仅在CEPA协议[2]下对符合条件的香港和澳门资本允许在中国大陆设立中外合资企业运营IDC业务，且港澳资股权比例不得超过50%。例如，公开信息显示，法国源讯公司在香港设立一家香港公司，再以该家香港公司与境内股东红杉宽带合资设立源讯云计算有限公司并获得IDC牌照。 

尽管如此，通过CEPA协议获得运营IDC业务的资格难度仍然较大。以香港为例，由于CEPA协议要求申请者在香港从事实质性商业经营3年以上（含3年），大多数境外财务投资者的香港主体均无法满足该要求，因此无法通过CEPA协议获得运营IDC业务的资格。鉴于此，境外投资者在投资从事IDC业务的持牌公司时，需要充分考虑投资方的外资属性对于公司架构以及牌照存续的影响。

根据我们的研究并结合以往的经验，境外投资者理论上可以探讨通过代持和VIE架构进行投资。下面我们将就几种架构的可行性进行分析：

境外投资者通过在境内指定境内代持自然人（“代持人”）并向代持人提供人民币借款的方式，由该代持人作为股东投资被投公司，境外投资者与代持人签署代持协议。基本架构如下：

由于代持人直接持有被投公司股权存在股权稳定性差、信用风险等问题，为加强对代持人的控制，可以借鉴VIE架构的模式，即由境外投资者通过在境内设立一家外商独资企业（“WFOE”），向代持人提供人民币借款，由代持人新设一家境内公司（“境内公司”），参与持有IDC牌照企业的融资。境内公司、代持人和外商投资者的WFOE签署控制协议，将代持人持有境内公司的全部股权质押给WFOE。基本架构如下：

对于外资准入限制的行业或者因存在外资难以取得牌照资质时，VIE架构是目前市场上比较通行的架构设计。在VIE架构下，被投公司创始股东先设立一家离岸公司（“创始人BVI公司”），通常是在英属维京群岛设立； 创始人BVI公司与境外投资者再共同成立另外一家离岸公司（通常是在开曼群岛设立）（“开曼公司”）作为未来集团公司在境外上市的主体。开曼公司在香港设立一家壳公司（“香港公司”），香港公司在境内设立一家外商独资公司（“WFOE”）, WFOE与一家纯境内公司（“VIE公司”）签署一系列协议，包括股权质押协议、独家购买权协议、独家合作协议以及授权委托书（合称“控制协议”）。在部分VIE架构中，在开曼公司与香港公司之间会设置增加两层甚至更多层BVI公司，以增强公司股权结构的隐秘性以及将来公司业务的分拆重组的便利性。目前万国数据、世纪互联、蓝汛数据作为从事IDC业务的企业就是采取VIE结构在境外上市。基本架构如下：

搭建VIE架构的好处在于能够尽可能避免境内自然人直接代持的信用风险以及过高的境内既存人民币资金需求的问题，也因此成为在外资限制领域应用相对广泛的一种架构。但是在IDC行业，被投公司往往因为现金流需求较大而导致发展初期大部分股权已经处于质押的状态，因此早期的IDC产业被投公司搭建VIE架构不仅要承担VIE结构本身所有的内在风险，还要考虑时间、现金流以及可操作性等问题：

除可以在股权架构上进行规划外，也可以通过改变资产结构、对资产进行一定的分离和重新配置的方式使得境外投资者投资到境内IDC业务的风险更为可控。例如，对于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且占据公司主要资产的重资产部分（包括机房、机房设备、人员以及知识产权等）放在WFOE下，而对于资产较轻且受到外资限制的业务放在VIE公司或其他合作的境内合作方名下，再通过签订一系列协议，确定合作关系进行经营。这样的操作不仅可以使得资金和外汇的流动更加顺畅，也可以降低VIE结构项下的风险。

在这种架构下，境外投资者主要投资于IDC基础设施资产，例如，美国第三方IDC运营巨头Equinix并购香港公司Asia Tone及通过其他途径进行的收购，获得数个位于上海的数据中心资产，再通过其位于上海的子公司与国内持有IDC牌照的公司，如大唐高鸿等，在境内合作开展IDC业务。Equinix公司中国和亚太区高层在早期接受采访时表示[3]：作为外国投资者的Equinix公司在中国经营的并非某种需要获得牌照的增值电信业务，而只是建设、出租大规模机房的“数字地产”业务。

通过该种模式，外商在中国IDC业务中有广阔的开拓空间，从工程开发、资金筹措至搭建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最终上市在内的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平台都大有可为。